“江南大营人虽众，却从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福建、广东等南方富裕省份协饷，军饷勉力维持。江北大营人虽少，却从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北方贫弱省份协饷，‘度支万分窘迫，军饷无款可筹’。

洋人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获得了关税特权，洋税关税最才百分之2.5，关之后各地不得再对洋货征税。

厘金通常由地方派军队，在通要上设置关卡，对来往客商征税。开始时，其税率较低，税率约为百分之一。因一钱的百分之一为一厘，故称之为“厘金”。

庚事变时，东互各省互保，不奉王令，反把慈禧的宣战诏书说成是命。慈禧对此无可奈何，事后反而要夸奖东南各省督抚。这正是中央式微、地方坐大的表现，亦是亡国之兆。

“幸而，江北帮办军务雷以鍼采纳幕僚钱江的建议，在江北陆要冲设置厘卡，对来往货课以百分之一的捐税。江北大营得此饷源，不仅足以养兵，还额外募勇数千，士气大震。”

厘金，又称“厘捐”、“厘金税”，是满清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创设的“额外征商之税”，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。从晚清至民国，厘金实行近80年。

第一，厘金属于地方税。地方督抚开征厘金，相当于掌握了地方财政权。权力此消彼长，地方有了财权，中央权威必受损害。从此外重内轻，地方尾大不掉，国家便有亡国的风险。

浙江巡抚黄宗汉建议推行协饷制度，各省直接把银解给清军江南、江北大营。这固然有助于提效率，减少胥吏从中克扣，却也在无形中削减了中央的财权。

然而，厘金毒甚广，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

如果地方督抚再能开征厘金税，手上有了钱，底气陡增，岂不备了与中央叫板的实力？

“若能广为开征厘税，则可以之养团练，养八旗、绿营。资用既裕，兵气遂扬，长、黑旗贼焉有不灭之理？”

厘金收是笔糊涂账，全在地方督抚一手掌握。或者不，多少，都由督抚说了算，朝廷已经无力控制了。

华夏一直都有集权的传统，一旦地方坐大，中央式微，国家必将四分五裂，甚至于亡国。

可以说，厘金是培养军阀、倾销洋货的温床。直至1931年，民国国民政府开展税制改革，才废除了厘金制度。

而厘金由各地自行开征，税率、税制较为混，征税额度更是一笔糊涂账。地方督抚都有任期限制，在任期间肆意征税，全然不顾长远，更不顾大局。

“长窜踞金陵后，官军在扬州城北建立江北大营，有五万兵，在金陵城东建立江南大营，有十万兵。江南、江北大营兵合计十五六万，每月军饷耗资大。

彭蕴章说：

满清重农抑商，对商税亦不重视。彼时，朝廷商税收较低。开征厘金，正可在商税上文章，补充地方财政，有相当大的可行。

第二，厘金对华夏工商业打击极大，传统手工业遭到毁灭打击，外国商品倾销中国，中国民族资本一蹶不振。

清末时，朝廷已经注意到厘金的危害，要地方把厘金收归中央，各地督抚都明里暗里抵制。

咸丰闻言大喜，照彭蕴章这样说，厘金税不朝廷一分一毫，却能养兵百万，实在是个好的办法。

“厘金税征于无形，民不觉也，且细长，源远不竭。在商，百里一，不关痛，可转嫁给买主；在官，则如涓涓之，汇集成河，积少成多。

在此之前，清朝财政权统归于。譬如，调拨军饷，通常由各省把军饷解至，再由统筹使用。

二楚。办理团练需要大量经费，地主士绅无法承担。彭蕴章另辟蹊径，建议开征“厘金”。

厘金是重复征收的，这个关卡征过了，下个关卡仍征。所以，厘金税率虽为百分之一，但重复征下来，税率常达百分之十以上。

太平天国如此，满清亦是如此。

但在彭蕴章那个年代，大臣们并无这见识。即便是曾国藩，亦对厘金制度大加赞赏，湘军对厘金制度亦极为依赖。

从此之后，洋货价廉，国货商品价格一再上涨。此消彼长之下，洋货击败国货，占领了国内各个市场。

咸丰帝正为钱的事发愁，见厘金可行，欣然接受了彭蕴章的主张。

这就推了华夏手工业商品的价格。